过去几年，美联储曾通过直接购买长期国债和MBS，向美国金融体系投放了大量流动性，以刺激实体经济的信贷。

这提醒我们，一行三会式的监管模式是否对金融体系变迁具有足够的适应性？此外，民间金融和互联网金融也在迅猛发展，事实上已形了一行三会和地方政府应当共同负担金融监管职责的现状，但却仍未有相应的责权划分。中国影子银行的核心风险，在于政府信用的透支与滥用。

但对此我们也不要太乐观，因为某个领域的风险降低之后，可能会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上述种种都构成了中国影子银行的载体和工具。另外，机构做了显性、隐性承诺，也要有资本和拨备的要求。金融机构总是能在监管法律法规中找到监管的真空和回旋之策。总体来看，中国的影子银行和其他发达国家的是完全不同，基本上都处于人民银行和银监会的监控之下。

从我们调研和监测的一些数据上来看，影子银行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一些明显的监管套利活动有所收敛。目前所有的数据只是大概的预估数，是用国家的整体金融资产负债表来计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际合作中心区域所所长景朝阳认为，新兴经济一体化领域正从贸易向金融延伸，近年来新兴经济体之间加速开展了本币互换进程，未来应进一步加快这一进程。

他强调，需要加强金砖国家的金融往来与合作保障，如果有应急机制安排，将有助于金砖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风险。金砖国家恰恰在金融领域面对共同的问题、共同的诉求、共同的需要，所以有可能在金融货币领域获得更深刻广泛的合作基础。各国应共同努力，谋求共建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对话平台，扩展各国货币政策空间。在国际金融治理改革方面可加强协作，以G20为主渠道，推进IMF、世界银行、金融稳定理事会等国际金融机构改革，重组IMF和世界银行内部治理的权力和架构，提高其关联性、合法性与代表性，并谋求增加新兴经济体的出资份额和投票权，以提高在国际金融事务中的话语权。

曹文炼建议，加强双边或多边货币互换，适度扩大双边货币互换的范围，提高双边贸易便利程度;将目前仅限于双边的本币贸易结算扩大到多边机制下，如以中俄货币互相挂牌为契机，扩大本币结算范围，在独联体内建立金融货币区域。曹文炼建议，一要扩大和提升中国金融对外开放，逐步推动本币可兑换进程，推动金砖国家之间互相投资;完善风险防范能力，降低双边或多边投资风险;着力消除制约区域内金融机构开展合作的制度、政策等障碍，加快金融市场一体化进程;推动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创新，加大对区域内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二要进一步推进本币走出去，实现多层次货币合作;三要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等政策协调。

另外还需要加强区域金融市场的融合，例如，金砖国家的证券交易所联盟、香港证交所、上海证交所的互联互通等方式能够抵御更大的风险。以巴西为例，由于资本外流和汇率波动，其经济增长速度明显下降，而且还面临着保持资本稳定的挑战。这对新兴经济体的金融货币合作和风险管理是一个启示。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亟需一个强有力的货币支撑，而新兴经济体的货币金融合作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遇。

这就意味着，大银行不管是处于哪一个国家，都将受到欧洲中央银行的监管。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认为，人民币的国际化是未来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点。国家开发银行刘卫平认为，金融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撑，可以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需求与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结合起来，以与上合组织金融能源互动化为切入点，充分发挥上合组织银联体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推动作用。德国科隆经济研究院国际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家柯乐芙指出，当前，美国经济和欧洲经济复苏艰难，这势必影响到新兴经济体的增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认为，中国亟需加快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孟加拉政策对话研究中心主任穆阿扎姆认为，新兴经济体加强金融往来与合作，有助于减少风险，控制危机，平衡国际收支。

他强调，新兴经济体之间的金融货币合作将成为国际金融的新常态，全球经济增长将受惠于新兴经济体间的金融货币合作。曹文炼认为，新兴经济体加强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在于：一是作为债权国的新兴经济体大都面临着负财富效应、货币错配，对外金融资产与负债不对称等困境，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货币金融合作可以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更多的投融资路径，国家之间也可以进行适当的经济援助;二是各国可以加大相互之间在海外兼并、海外市场拓展、技术升级、资源能源收购、知识产权等项目的重点支持，加强外储资产的相互投资，从而改变储备资产单纯流向发达经济体债券的局面;三是深化新兴经济体货币金融合作有利于打破由少数发达国家控制的现有世界金融格局，建立多方参与的全球金融治理秩序，有利于促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提高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事务中的参与度和话语权。

一、新兴经济体金融货币合作面临的新形势、新机遇 与会专家认为，面对世界经济复苏艰难，美国退出第三轮量化宽松政策等挑战，加强新兴经济体金融货币合作既有迫切性，也有现实条件。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亚洲竞争力研究所主任陈企业认为，应推动新兴市场间的汇率协商及联动机制，降低美元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究其根源，在于二者金融危机后面临的问题不同。而日本特别是欧元区问题较为复杂，面临劳动力市场自由化、财政体制改革、以及银行监管统一等结构性问题的挑战，不仅仅是总需求不足的问题。国际流动性过剩、热钱和短期资本流入过多，曾经是中国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面临的难题。中国央行面临的政策困境是：一方面需要独立的基础货币发行，来调整和应对宏观经济在金融危机来临前后的大起大幅的变动。

当时美英等国实施大规模量宽松政策，而中国也推出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作者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国家金融研究院货币政策与金融稳定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第一产业、制造业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有所下降，而第三产业、服务业的贡献有所上升。同时，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的结构性问题必须依靠金融体制改革来解决，从国际经验看，多发货币未必能起显著效果。

笔者认为，这类小幅波动很难显示有趋势性的重大改变。另一方面为了对冲大量外汇盈余，基础货币发行被固定汇率政策所绑架，无法进行灵活调整。

第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到7.3%，创金融危机以来新低，大中城市房地产价格全面下降，而消费物价指数仅上涨1.6%。而传统的、缺乏竞争的银行体系，更倾向于把信贷额度配置到国有企业或者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以获取具有垄断性的息差收益，以至于很容易忽视经济中具有创新性但有风险的小微企业。英美等国面临的主要是总需求不足的问题，经济中的结构性矛盾并不突出。而欧日央行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计划，又可能造成国际流动性的过剩和对中国货币发行的外部制约。

反观中国，近期经济的增长趋势和成分变化，并不支持央行全面降息降准、放松货币。坊间对央行全面降息、全面降准的呼声再度高涨。

  中国经济近期数据并不算好。进入专题： 放松货币 。

类似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才能根本解决，如加速利率市场化以减少融资中间环节、增发民营银行牌照以扩大银行业市场竞争、发展互联网金融来服务传统信贷不愿覆盖的经济主体等等。近期随着出口的强劲复苏和人民币4月以来的持续升值，加上欧日等国实施的超级QE政策的实施，中国未来可能再次面临外部流动性过多的问题，央行对于大幅度放松本国货币，显然应该持非常谨慎的态度。

那么，中国经济是否进入了加速下行通道，因而需要央行全面放松货币政策呢？笔者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同时，中国（和美国）作为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和石油消费大国，石油跌价等于给本国经济无形添加了几千亿的准财政刺激或免费午餐。而在同一周内，欧央行宣布向银行体系注入1万亿欧元流动性，用于购买MBS和coveredbond的准QE计划，而且正在酝酿对各国主权债务进行直接购买的正版QE计划。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三农产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抑或借不到贷款，抑或贷款利率高达10%-15%。

对比而言，日本和欧元区的QE实践并不是很成功，经济也始终没有摆脱通货紧缩阴影。当前缺乏深化结构性改革条件下，全面放松货币并不能带来显著的经济效果。

美国10月底终止了第三轮量化宽松（QE3）的继续购买，但是还持有4万亿美元量化宽松政策的资产购置存量，在其未来缓慢的退出过程中，可以预见仍然对经济有强大的刺激作用。对比之下，日本央行在美联储退出一周之内即推出超级版量化和质化宽松政策（QQE），决意把央行资产负债表规模占GDP比率扩张到70%-80%（英美欧央行在QE顶峰时期这一比率也就20%-30%）。

这种结构性的流动性错配问题，不是来源于货币数量不足，而是来自现有的金融压抑，揭示金融改革有待深化。一方面，银行间市场隔夜利率可以接近2.5%的低水平，监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感到流动性充裕。